因为不相信，一如今日的大学，无非官场，无非官僚。我的不相信，还包括对历来监督它、改变它的所有可能，深刻地不相信。今岁，我所辞职的大学迎来校庆，好几家媒体要我说几句，我谢绝了：有何可说？说什么？说了能发表吗？发表了有什么用？此所以近年除了上“锵锵”，我不再接受内陆电视台采访，也不再公开谈论教育问题，深层理由，都是不信任、无所谈。我知道，不相信，不说，已在下风，已是下策。可我们从来处于下风，从来只有下策，即便如今有了围脖，也还不算是真的公民，难以酿成真的公意与民意，唯整天调弄巴掌里那枚小手机：那是我们最后一点小权利。
